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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，吾儿也不必学他父亲，被聪明误一生。”

    苏辙不爱听他自嘲，纠正：“现在也不算误一生了。”

    苏轼闻言畅快道：“确实，原本历史轨迹上你我终不得见，今生却可夜雨对窗，乃大幸，当浮一大白！”

    他端起酒杯携皓月清风满饮，对苏辙笑言：“佛云三千世界，芥子须弥，历史车辙转向，或许后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，饶有兴致地旁观你我呢？”

    【另一种笔法则是曲笔，屈从于政治权威来写，既虚美又隐恶，很多阴谋论都以史家曲笔为出发点，认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乱写，文献就是一堆废纸。

    但我国传统史学，从来都是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。

    禽鱼之结侣，冰炭之同器，曲笔和直书看似完全不和谐，君主有圣人之权，笔者有君子之道。政治理想和现实交杂，谁都和自己的性命没仇，但执史笔又有天然使命要担着，“法先王”还是贴金箔就成了必须要做出的选择。

    而对皇帝来说，或者，对于大部分皇帝来说，这支笔也不能完全忽视。

    封建社会通用的那套以史为鉴的史学观念脱胎于儒家，皇帝和儒家缠缠绵绵几千年，对其需要又厌恶。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权，某种程度上又被它制约，落到现实就是天子与臣子，乃至天子与史官。

    道理也简单，如果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笔，在记录时有所隐瞒或修饰，那做皇帝的又该怎么确定他们对执政者没有个人的好恶呢？讨厌顶头上司是传统美德，叮嘱了看不了也没招。

    再者，既然史书象征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君臣秩序，在书写前人时，皇帝难免也会为自己考虑——现在为尊者讳将一些东西隐去了，万一有乱臣贼子上位，再要求删改，那我怎么办？不如让他们直写得了。

    史官和皇帝的心态都很矛盾，导致有时候主张“必须直词”，有时候又有“宜多隐恶”，端看史家是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捍卫真实还是捍卫现实。也有结合起来的，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，没有很直白，但也不将其隐去。】

    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李斯读出天幕上的字迹，观察身旁君王的神态。

    诛乱臣、讨贼子确实好，但这种不直言褒贬，藏态度于文辞的笔法却是嬴政尤为厌恶的。始皇帝沉思片刻，对其不置评价，思考到另一件事：“盘点继承人时，天幕似乎曾说大秦史料不丰？”

    众人将目光都投向扶苏，又回忆起后人因文献不足而加在他身上的无穷想象。从崇尚儒家为人怯懦到楚国生母，关于长公子生平和身世的论调基本由后世推测而来，当不得真。

    首席受害人正苦恼：“大秦至后世相隔年月太久，可也没到史书皆散失的程度。”

    蒙毅却记得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，想必在这些人逐鹿时毁弃，加之竹简易受潮腐朽，才会如此。”

    嬴政用新制的纸轻敲手心。

    史馆，备份，杀青保存；纸张，丝帛，载体变更；史官，还有民间……他顿了顿，民间本不可藏史，但有天幕在，大秦施行的法令大多要重写，民智也渐开，识字之人都多出太多，又何谈私藏。

    他笑着摇头，来自后人的历史，就这般将今人的历史改变。

    明，永乐帝受尽了来自后世洗脑包的冲击 ，反正天幕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普天之下谁人不知他是个领八百人起兵造就盛世的天子，索性放弃原本要推出的那套理论，让修太//祖实录和写奉天靖难的那批人公正直书。

    总之，不要再给江南文人和后世闲人自由发挥的空间了。

    但太//祖托梦夸他什么的还是可以记一笔。

    【不过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史官还是更愿意动一动他们坚贞的笔头，依照真实情况秉笔直书的。毕竟我们刚刚就说过，历代封建王朝遵循的习惯，是易代修史。

    时间线靠前的王朝，君主的权力还没到巅峰，臣子尚且能为史书的清白性抗争；天子的位置稳固得不能更稳固、类人群星闪耀也无法将它们拉下马的时候，民间的私人修史和笔记又从侧面默默支撑着官方的史笔。